| 2009-10-31 | 收聽 |  |  | 網上直播完畢稍後提供節目重溫 |
| 大 路 西 遊 二 : 阿 公 審 三 藏 主 持 : 陳 國 慧 , 曲 飛 , 區 凱 聲 |
10.24.2009
絲綢之路還有什麼意義﹖/ 黃國鉅
在「瘋祭舞台」的《大路西遊2-(阿) 公審三藏》裡﹐我們將會看到兩個截然不同的絲綢之路的面貌﹕一個古代的中國和西域﹐當時絲綢之路還是活躍的交通要道﹑中西(西域和西方)文化真正的交流和佛學傳播的途徑﹑和一個一個在沙丘中興起又消失的神秘古帝國 ﹔另一個是現代的中國大西北﹑經過60年共產統治的洗禮﹑荒蕪的沙漠後面是海市蜃樓和廢墟﹑在無情的經濟火車頭下﹐變成一個又一個重複﹑空洞的世界工廠。
面對這個兩面鏡子﹐觀眾自不然會問﹕所謂的絲綢之路﹐到今日還有什麼意義﹖
2009年的「絲綢之路藝術節」﹐本來可以讓我們來發思古之幽情。自八十年代中國開放改革開始﹐外界對這個封閉了三十多年的神秘國家漸漸產生興趣﹐而因為日本的一齣紀錄片﹐香港掀起了一股絲路熱潮﹐加上喜多郎的配樂﹐羅文唱的主題曲﹕「天滄滄﹐沙滾滾茫茫途路﹐山灰灰﹐雪素素﹐白白野草﹐深深思﹐細細看﹐共覓盛唐瀚浩……」在一片借來的思古幽情中﹐香港人仿彿對樓蘭﹑高昌﹑酒泉﹑唐三藏﹑馬可波羅﹑成吉思汗等名字耳熟能詳﹐甚至如身處其中。加上90年代蘇聯解體後﹐很多絲路上的中亞國家紛紛獨立﹐回復蘇聯甚至俄國人統治之前的文化原貌。本來所謂「絲綢之路藝術節」這個主題﹐可以讓我們撥開旅遊節目的包裝﹐重新認識它原有的面貌。
然而﹐《大路西遊2》裡所呈現的﹐卻是一個似乎跟我們印象中的「絲綢之路」無關的中國大西北﹕在Burtynsky的鏡頭下﹐一個一個大型又重複的循環工場﹐和在建築在道德沙丘上的經濟成就。蒼茫的的沙漠﹐形象化地表達這個境況﹕
「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以上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十九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鞭撻﹐如果套用在今時今日共產黨統治下的絲綢之路中國大西北部份﹐竟然驚人地恰當。不止如此﹐今日漢人文化所剩下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取代了古代絲路的文化差異。加上在《大路西遊2》大量出現的共產中國的顏色和風格﹐如法庭的座椅﹑女公安的制服﹑無處不在的大紅主調﹑紅底白字的大標語﹐正如我們最近在電視新聞看到的拉薩市和烏魯木齊市滿街的漢字商標和招牌一樣﹐在在告訴我們﹐在絲綢之路的中國境內路段﹐漢人不止是政治上的統治者﹐也是文化上的殖民者。
如此﹐《大路西遊2》進一步要探問的﹐還有漢人自己的傳統文化在今時今日的意義﹐尤其對香港人的意義。在所謂「愛國」的大旗下﹐孔子﹑《論語》變成所謂的「國粹」﹐來支撐起這個失去了靈魂的世界工廠的﹐和給香港人這些遲來的「國民」表明心跡的工具。香港人對中國原有的好奇和盼望﹐在六四事件之後﹐變成恐懼﹑抗拒﹐和純粹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靠攏﹐所謂文化歷史﹐都被用作表示政治忠誠的借口。如此﹐《大路西遊2》挖空心思﹐選取一些已成絕響的古代文化遺產﹐如《廣陵散》﹑《岳陽樓記》等﹐穿插在演出之中﹐仿彿在遙遠的時空反問我們﹕「你可曾真正認識過我﹖」
陳曙曦飾演七個角色中﹐每一個都有其象徵義﹐其中甚堪玩味的﹐是那個香港律師。他無緣無故地被捲進一綜謀殺案﹐更捲入了文化價值和身份認同的旋渦了。他既有所謂典型香港人的特徵﹕現實﹑自以為醒目﹑文化歷史感薄弱﹐但骨子裡可能又有另一面﹕香港人特有的﹑對古代和今日中國那種含蓄的沉重感和迷茫感。這種複雜的情意結﹐在他迷失在這大漠的時候﹐一層一層地重新發現。
《大路西遊2》其中一個文本﹑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最後有這樣的一段話﹕「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對於早已消失的歷史文化﹑和代之而起的世界工廠﹐我們或許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但在「物我」的矛盾和落差之間﹐如何做到「不以己悲」﹐卻是最大的難題。當我們如中學生應付會考地背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時候﹐這個所謂的「天下」﹐又是否我們能夠認識﹖《大路西遊2》未必有當下的答案﹐但它肯定是可以帶我們穿越時空的探索旅程。
面對這個兩面鏡子﹐觀眾自不然會問﹕所謂的絲綢之路﹐到今日還有什麼意義﹖
2009年的「絲綢之路藝術節」﹐本來可以讓我們來發思古之幽情。自八十年代中國開放改革開始﹐外界對這個封閉了三十多年的神秘國家漸漸產生興趣﹐而因為日本的一齣紀錄片﹐香港掀起了一股絲路熱潮﹐加上喜多郎的配樂﹐羅文唱的主題曲﹕「天滄滄﹐沙滾滾茫茫途路﹐山灰灰﹐雪素素﹐白白野草﹐深深思﹐細細看﹐共覓盛唐瀚浩……」在一片借來的思古幽情中﹐香港人仿彿對樓蘭﹑高昌﹑酒泉﹑唐三藏﹑馬可波羅﹑成吉思汗等名字耳熟能詳﹐甚至如身處其中。加上90年代蘇聯解體後﹐很多絲路上的中亞國家紛紛獨立﹐回復蘇聯甚至俄國人統治之前的文化原貌。本來所謂「絲綢之路藝術節」這個主題﹐可以讓我們撥開旅遊節目的包裝﹐重新認識它原有的面貌。
然而﹐《大路西遊2》裡所呈現的﹐卻是一個似乎跟我們印象中的「絲綢之路」無關的中國大西北﹕在Burtynsky的鏡頭下﹐一個一個大型又重複的循環工場﹐和在建築在道德沙丘上的經濟成就。蒼茫的的沙漠﹐形象化地表達這個境況﹕
「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以上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十九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鞭撻﹐如果套用在今時今日共產黨統治下的絲綢之路中國大西北部份﹐竟然驚人地恰當。不止如此﹐今日漢人文化所剩下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取代了古代絲路的文化差異。加上在《大路西遊2》大量出現的共產中國的顏色和風格﹐如法庭的座椅﹑女公安的制服﹑無處不在的大紅主調﹑紅底白字的大標語﹐正如我們最近在電視新聞看到的拉薩市和烏魯木齊市滿街的漢字商標和招牌一樣﹐在在告訴我們﹐在絲綢之路的中國境內路段﹐漢人不止是政治上的統治者﹐也是文化上的殖民者。
如此﹐《大路西遊2》進一步要探問的﹐還有漢人自己的傳統文化在今時今日的意義﹐尤其對香港人的意義。在所謂「愛國」的大旗下﹐孔子﹑《論語》變成所謂的「國粹」﹐來支撐起這個失去了靈魂的世界工廠的﹐和給香港人這些遲來的「國民」表明心跡的工具。香港人對中國原有的好奇和盼望﹐在六四事件之後﹐變成恐懼﹑抗拒﹐和純粹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靠攏﹐所謂文化歷史﹐都被用作表示政治忠誠的借口。如此﹐《大路西遊2》挖空心思﹐選取一些已成絕響的古代文化遺產﹐如《廣陵散》﹑《岳陽樓記》等﹐穿插在演出之中﹐仿彿在遙遠的時空反問我們﹕「你可曾真正認識過我﹖」
陳曙曦飾演七個角色中﹐每一個都有其象徵義﹐其中甚堪玩味的﹐是那個香港律師。他無緣無故地被捲進一綜謀殺案﹐更捲入了文化價值和身份認同的旋渦了。他既有所謂典型香港人的特徵﹕現實﹑自以為醒目﹑文化歷史感薄弱﹐但骨子裡可能又有另一面﹕香港人特有的﹑對古代和今日中國那種含蓄的沉重感和迷茫感。這種複雜的情意結﹐在他迷失在這大漠的時候﹐一層一層地重新發現。
《大路西遊2》其中一個文本﹑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最後有這樣的一段話﹕「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對於早已消失的歷史文化﹑和代之而起的世界工廠﹐我們或許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但在「物我」的矛盾和落差之間﹐如何做到「不以己悲」﹐卻是最大的難題。當我們如中學生應付會考地背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時候﹐這個所謂的「天下」﹐又是否我們能夠認識﹖《大路西遊2》未必有當下的答案﹐但它肯定是可以帶我們穿越時空的探索旅程。
sharing from gloria lam
建國六十年，溫總說我國到一百年紀念時，便會有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還有四十年，我們的路該如何走？
溫總又說，發展經濟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而從爭取經濟發展，以及經濟得到發展，伴隨而來的，便是思想革命，人民得到更多知識後，自然會問：我們要言論自由、我們要民主選舉！這一切，溫總沒有說出來。
如果四十年後有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出現，我們的政制/教育，應朝什麼方向發展呢？是一邊叫你不要做奴隸，但卻培養你及你的後代成為一個沒有獨立思考的奴隸？這將會是怎樣的民主？不是很矛盾嗎？這點，何應豐先生的《阿公審三藏》清楚地展現出來。即使你不知道演員為何在戲台上各有各演，飛沙走石，大顛大肺…… 那個說過不停的陳律師，已把這一切托出。
表演形式從來使人頭痛，究竟是遁規好，還是突破好。這除了是戲作家的創作考慮外，還視乎觀眾的接受程度。而現實生活愈是莫測，觀眾愈想從劇場中得到「合乎常理」的表演模式和故事結局。人生福禍難測，當受眾發現舞台上的東西更難測時，結果如何？叫回水離場？或是挑戰自我，嘗試探討，莫測的是戲劇，還是人生。
我看的是周六場，後排的中學生紛紛在半場離去，同行的朋友亦睡着了。我猜想，大部份觀眾，包括本人，不是100%了解台上各項。倘若你認同「藝術便是空間」，100%了解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得到啟發。啟發你的，可能是一句對白、一句歌辭、一個演員、甚至是一道光。以後再遇到何應豐或其他的不明所以表演，無需再問坐在身邊的朋友是否明白，或者無須裝作明白。
我頗喜歡這場的音樂，時而帶人進入幽冥，時而狂喜，這是意料之外的事。
GLORIA LAM
溫總又說，發展經濟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而從爭取經濟發展，以及經濟得到發展，伴隨而來的，便是思想革命，人民得到更多知識後，自然會問：我們要言論自由、我們要民主選舉！這一切，溫總沒有說出來。
如果四十年後有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出現，我們的政制/教育，應朝什麼方向發展呢？是一邊叫你不要做奴隸，但卻培養你及你的後代成為一個沒有獨立思考的奴隸？這將會是怎樣的民主？不是很矛盾嗎？這點，何應豐先生的《阿公審三藏》清楚地展現出來。即使你不知道演員為何在戲台上各有各演，飛沙走石，大顛大肺…… 那個說過不停的陳律師，已把這一切托出。
表演形式從來使人頭痛，究竟是遁規好，還是突破好。這除了是戲作家的創作考慮外，還視乎觀眾的接受程度。而現實生活愈是莫測，觀眾愈想從劇場中得到「合乎常理」的表演模式和故事結局。人生福禍難測，當受眾發現舞台上的東西更難測時，結果如何？叫回水離場？或是挑戰自我，嘗試探討，莫測的是戲劇，還是人生。
我看的是周六場，後排的中學生紛紛在半場離去，同行的朋友亦睡着了。我猜想，大部份觀眾，包括本人，不是100%了解台上各項。倘若你認同「藝術便是空間」，100%了解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得到啟發。啟發你的，可能是一句對白、一句歌辭、一個演員、甚至是一道光。以後再遇到何應豐或其他的不明所以表演，無需再問坐在身邊的朋友是否明白，或者無須裝作明白。
我頗喜歡這場的音樂，時而帶人進入幽冥，時而狂喜，這是意料之外的事。
GLORIA LAM
10.20.2009
10.18.2009
10.15.2009
10.13.2009
Westward Ho
A west-looking production is only one of two in the Silk Road Arts Festival to ask hard questions about life in Hong Kong.
As much as we may love the pure enjoyment and pleasure of performance art, a thought-provoking work often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in theatre: A work that forces you to rethink the way you see the world – it may, for instance, jolt you from the stupor of advertising brainwashing (eg slim = beautiful) or pose the subversive question whether it is valid to sacrifice all in the nam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armony. Flipping through the programme of the Silk Road Arts Festival, it is easy wonder if the two Hong Kong productions, Bun in the Cave andHeading West 2: The Curious Case of Sanzang, are the only two critical shows in the festival, as they reassess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plant doubts about sacrificingour cultural heritag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please click to read full article)
10.07.2009
9.29.2009
《大路西遊２之（阿）公審三藏 》：一場獨立思考的一種「演練」
假如 閣下打算安坐劇院舒適的座椅上，默默地欣賞一場賞心悅目的劇作，恐怕您將與這個創作最精彩的部分失之交臂。因為《大路西遊２之（阿）公審三藏 》（下稱《大路西遊２》）壓根兒不是單純以「賞心悅目」為終極目標的演出（當然筆者並不排除演出具「賞心悅目」的元素），而是需要參與者投入的「文化事件」(‘cultural event’)。更具體而言，這是一個探討獨立思考的創作項目——不單是以獨立思考為「題材」的劇作，從何應豐的文本創作、演員在排練室的創造、陳國平的音樂創作、以至與觀眾於劇場的交流和從而產生的「再創造」，整個創作都是獨立思考的一種「演練」和「成品」。在讓大家進一步了解《大路西遊２》如何於不同創作階段引發不同個體獨立思考、同時在不同個體參與下有機成長前，筆者先略述《大路西遊２》的創作緣起。
《大路西遊２》的構思蘊釀於京奧前夕，四川大地震和「太湖衛士」吳立紅被判刑事件，喚起了何應豐沉澱多時、有關「大開發」的種種思考。「那情況十分吊詭，我們可以大灑金錢向世界宣示中國有多強大的同時，從不會想到用這些資源用來做好國內的人文建設、學校、機建建設……」有感當時所有人都只是盲從於「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迷思當中，卻沒有深思「發展」背後的可能性，以致在大家一窩蜂埋首於國家的經濟建設、為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而眉飛色舞的同時，在文化、精神方面的發展乏善可陳，何應豐便想到創作延續七年前的作品《大路西遊》，創作《大路西遊２》。
「假如二零零三年的《大路西遊》是探索中國西北大開發背後的荒誕，《大路西遊2之（阿）公審三藏》恐怕是借一件假設的懸案，想像在一個不尋常國度裡的「一個香港人」 ，如何撞上 「開發行動」背後「妄想」的「話頭」罷。」[1]
相比《大路西遊》，《大路西遊２》以北上的香港律師作為敘事中心的設定更加貼近港人處境。誠然，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已今非昔比，隨著中港日趨一體化，對於「開發」的種種問題，我們已不能抱著隔岸觀火或視而不見的態度——不同名目的「活化」計劃把舊有的多元文化摧毀，在超級商業集團承包管理下，一個個蒼白和單一的「品牌」和「地標」在頹垣之上被打造出來……這不正是「中國香港」的寫照嗎？
「在行政主導的情況下，很多情況只講程序（procedure）而不需要講理據。人們只依循已制定下來的規則行事，從不懷疑。雖然歷史說明了規則非永恆，隨時間和文化發展它必需變化，但我們總有一個妄想：當一個人有了經驗和建樹，便會覺得它是永恆的，希望透過抱持它們從而得到安全感。這是一個吊詭，我們在不同年紀都有一種社會責任將某種文化傳承——不是告訴下一代要如何做人，而是將一些經驗分享出去，由他們決定怎樣做他們的夢想。然而，大部分人都只是抱持著一些他們自以為成功的案例，將之成為大家要依循的規則。這是很危險的。」
這種「行政過於一切」的因循態度在「中國香港」中顯而易見，曾特首的名句「我要做好呢份工」，正是社會在行政主導下，以高效率（高經濟效益）和安守本份為最高品德情操的最佳寫照。在這種缺乏自主性、鼓吹單一思維的氛圍下，教育界所倡議的「通識教育」、「獨立思考」豈不是另一個蒼白的口號？
獨立思考重視的不是被約化、被歸納的「已知」答案，而是通過主動、積極的探索過程，走向種種「未知」的可能性。《大路西遊２》的創作過程正好體現這種精神，更準確而言，它本身就是一個獨立思考的演練和產物——從編劇、演員排練、音樂設計，以至觀眾參與，《大路西遊２》在不同階段一直保持讓不同個體創造、思考的開放性，亦有意識地誘導不同的參與者投入其中。
在演員的創作過程中，每一個獨特的個體對文本的詮釋賦予何應豐很多不同的想像，特別是他每次的創作都會找來很多來自不同背景的演員或創作人合作，大大擴展了創作的未知性和可能性。「每個人身上都有著某種共通共融的特質，而且不同個體之間的對話、交流可以開拓彼此視野，令我們不致局限於某種平常的慣性去看事物。」經過演員的投入創造，作品得以進一步豐富、成長。
何應豐期望，《大路西遊２》的演員不是單純的「說書人」，走進劇場的觀眾也不是單純來「聽故事的人」。「大部分聽故事的人都認為自己不用負責任，我很不喜歡這樣的對話。事實上，『生活』貴乎能否活在當下、投入眼前 ，‘Being’與‘becoming’是很關鍵的存在問題，當你坐在觀眾席中，你的內在世界是否甚麼也沒有發生？你應該如何參與、投入一個眼前的event/事件？」何應豐認為觀眾不應作為被動的接收者，而是交流、對話的對象。「他們不是普遍的、單一的群眾(generalized mass)，他們每一個都是獨立個體，在黑暗之中各自找尋自己的線索和定位。我們要給予他們空間，容許他們從既有的思考模式中釋放出來，重新創造與建構他們的想法。」他認為，觀眾如何與他和演員所建構的文化事件建立對話，正是劇場中最引人入勝、最精彩的創作。這已不是單純的消費，而是一種具創造性的思考和行為。「戲劇／藝術本身是一個行動（action）——既是建構一個事件，也是透過行動去疏理一些平時沒機會思考、或疏理得不夠清楚深入的思緒。」
正如文章開首所言，《大路西遊２》是一個需要參與者（包括創作人、演員和觀眾）主動投入（engage）的文化事件（cultural event），在人人都在等指示、等上級作決定（但同時又充滿投訴、怨氣，認為自己永遠不用負責任）的社會中，這正是我們所急切需要的。「如果我們想建構一種有機、有活力的文化，這就先必須孕育一種條件。我相信，如果每一個人都將自己視為獨立個體，重視自己可以引發的可能性，同時又能包容、欣賞每個人的精彩，這個社會就可能會孕育出一種共融的美麗，而且它並不遠。」
伍綺琪 28/09/2009
9.24.2009
From 1984 to One-Dimensional Man: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Orwell and Marcuse
Section One
By Douglas Kellner
Occasionally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metaphors and images enter the domain of popular discourse and consciousness. Images in Uncle Tom's Cabin of humane and oppressed blacks contrasted to inhumane slave owners and overseers shaped many people's negative images of slavery. And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Chernyshevsky's novel What is to be Done? shaped a generation of young Russian's views of oppressive features of their society, including V.I. Lenin who took the question posed by Chernyshevsky's novel as the title of one of his early revolutionary treati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George Orwell's vision of totalitarian society in his novel 1984 has had a major impact on how many people see, understand, and talk about contemporary social trends. {1} Subsequently, Herbert Marcuse's analyses and images of a "one-dimensional man" in a "one-dimensional society" shaped many young radicals' ways of see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y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though to a more limited extent and within more restricted circles than Orwell's writings which are among the most widely read and discussed works of the century.
excerpts from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Illumina%20Folder/kell13.htm
Section Two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Illumina%20Folder/kell13a.htm]
One-Dimensional Man in The Postmodern Age
Re-Thinking The Bourgeois Subject, Toward the Sensibilities of Freedom.
J.L. Hinman
...a social totality integrated under the universal form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the commodity structure, a phantom objectivity is conferred upon human relations, transforming social relations into relations between things; subjectivity, the consciousness, comes to reflect and reproduce this system of domination, giving it the character of a `second nature.' 1
In other word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shapes a total way of life that revolves around commodity. This process, rather than labor alone as in traditional Marxism, creates the bond of social relations. This ensemble forges an obedient subject. Within that framework class struggle and exploitation exist as historical contingencies. The alienated subject is itself a product of the way of life.2 (CLICK TO LINK FULL ARTICLE)
EXCERPTS FROM http://www.datawranglers.com/negations/issues/97f/97F_jhinman2.html
Negative Thinking: The Defeated Logic of Protest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1964)
Part II: One-Dimensional Thought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63QdLKsuqCwC&dq=one+dimensional+man&printsec=frontcover&source=bn&hl=en&ei=SGC7SoOYKYXs6AP72uGECg&sa=X&oi=book_result&ct=result&resnum=5#v=onepage&q=&f=false
Herbert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Edition
The Paralysis of Criticism: Society Without Opposition
The Paralysis of Criticism: Society Without Opposition
excerpts from http://www.marcuse.org/herbert/pubs/64onedim/odmintro.html |
9.21.2009
龙应台：香港，你往哪里去？
— 对香港文化政策与公民社会一点偏颇的观察
9.16.2009
9.15.2009
HOW DOES EDUCATION PARALYZE INDEPENDENT THINKING?
CRITICAL UNDERSTAND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IN SCIENCE EDUCATION
1. A CRISIS IN SCIENCE EDUCATION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awareness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the current approach to science education is unsatisfactory in many ways. Books by educators and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journals devoted to research have repeatedly voiced this concern. In his book The Unschooled Mind, for instance, Howard Gardner describes how otherwise competent college students do no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they have learnt, even when they show a high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in solving problems of the textbook type (Gardner 1993). In his Science editorial, “Science: A Mountain or a Stream,” Don E. Detmer (1997) expresses the warning: “If we remain dedicated to minor revisions of past educational approaches, our prospects will be dim indeed.” In his Scientific American article in the section on Trends in Science Education, Tim Beardsley (1992) documents an extensive list of similar concerns. The 1991 Carnegie Commission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Government states that the situation is “a chronic and serious threat” to the future...(click to link full article)
Fostering Independent Thinking
One of the primary goals of an educator should be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 desire and ability to think on their own. Independent thinking is the desire of a person to convince oneself that the information being presented is true or reasonable. This differs from critical thinking, which is the process used to collect and process information to arrive at a logical conclusion. In other words, independent thinking has more to do with the desire to think for oneself and critical thinking is the process used to deal with information...(click to link full article)
excerpts from NDT Resource Center
http://www.ndt-ed.org/TeachingResources/
9.13.2009
Clean Water Laws Are Neglected, at a Cost in Human Suffering
9.12.2009
渴望墮落：談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痞子化
9.11.2009
In China, You Play By Another Set Of Rules
做官先做人：重讀《岳陽樓記》隨感
岳陽樓記根本在說生命高度這碼子事
9.10.2009
西部大开发的环境忧思 / 何清涟
王力雄：西部大開發
如今很多中國人正在爲“西部大開發”神魂顛倒，似乎終於等來了可以實現“騰飛”夢的時機。其實西部開發不是今天才開始，新疆生産建設兵團（新疆人簡稱其爲“兵團”）就是五、六十年代開發新疆的典型。
那次開發也可以被冠以“大”字，所謂“力度”不亞於今天。資金投入以今天概念衡量可能不算多，但那時社會的最大資源是人力，從這種資源衡量，投入是相當巨大的。
新疆生産建設兵團最初由十幾萬解放軍官兵就地轉業組成，隨後由政府組織內地勞動力遷入而不斷擴大。1956年僅河南一省就有5萬青年被送到兵團。從1957年到1966年，兵團職工人數由17.8萬人增長到80.8萬人。其中國家有組織地大批調入的有：1959-1960年，安徽、江蘇、湖北三省的青壯勞動力近10萬人；1963-1966年，上海、天津、北京、武漢、浙江、江蘇的青年學生12萬人；還有復員士兵和轉業軍官8萬人；饑荒時期“自流”入疆的21萬人；職工子女9萬人；以及12萬名交由兵團“勞動改造”的犯人，刑滿後大部分留在兵團。 到1966年，兵團的職工加上家屬，人口總數已達到148.5萬人。(click to link full article)
──轉自《遞進民主》2/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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