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還有什麼意義﹖/ 黃國鉅

在「瘋祭舞台」的《大路西遊2-(阿) 公審三藏》裡﹐我們將會看到兩個截然不同的絲綢之路的面貌﹕一個古代的中國和西域﹐當時絲綢之路還是活躍的交通要道﹑中西(西域和西方)文化真正的交流和佛學傳播的途徑﹑和一個一個在沙丘中興起又消失的神秘古帝國 ﹔另一個是現代的中國大西北﹑經過60年共產統治的洗禮﹑荒蕪的沙漠後面是海市蜃樓和廢墟﹑在無情的經濟火車頭下﹐變成一個又一個重複﹑空洞的世界工廠。

面對這個兩面鏡子﹐觀眾自不然會問﹕所謂的絲綢之路﹐到今日還有什麼意義﹖
2009年的「絲綢之路藝術節」﹐本來可以讓我們來發思古之幽情。自八十年代中國開放改革開始﹐外界對這個封閉了三十多年的神秘國家漸漸產生興趣﹐而因為日本的一齣紀錄片﹐香港掀起了一股絲路熱潮﹐加上喜多郎的配樂﹐羅文唱的主題曲﹕「天滄滄﹐沙滾滾茫茫途路﹐山灰灰﹐雪素素﹐白白野草﹐深深思﹐細細看﹐共覓盛唐瀚浩……」在一片借來的思古幽情中﹐香港人仿彿對樓蘭﹑高昌﹑酒泉﹑唐三藏﹑馬可波羅﹑成吉思汗等名字耳熟能詳﹐甚至如身處其中。加上90年代蘇聯解體後﹐很多絲路上的中亞國家紛紛獨立﹐回復蘇聯甚至俄國人統治之前的文化原貌。本來所謂「絲綢之路藝術節」這個主題﹐可以讓我們撥開旅遊節目的包裝﹐重新認識它原有的面貌。
然而﹐《大路西遊2》裡所呈現的﹐卻是一個似乎跟我們印象中的「絲綢之路」無關的中國大西北﹕在Burtynsky的鏡頭下﹐一個一個大型又重複的循環工場﹐和在建築在道德沙丘上的經濟成就。蒼茫的的沙漠﹐形象化地表達這個境況﹕
「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以上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十九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鞭撻﹐如果套用在今時今日共產黨統治下的絲綢之路中國大西北部份﹐竟然驚人地恰當。不止如此﹐今日漢人文化所剩下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取代了古代絲路的文化差異。加上在《大路西遊2》大量出現的共產中國的顏色和風格﹐如法庭的座椅﹑女公安的制服﹑無處不在的大紅主調﹑紅底白字的大標語﹐正如我們最近在電視新聞看到的拉薩市和烏魯木齊市滿街的漢字商標和招牌一樣﹐在在告訴我們﹐在絲綢之路的中國境內路段﹐漢人不止是政治上的統治者﹐也是文化上的殖民者。

如此﹐《大路西遊2》進一步要探問的﹐還有漢人自己的傳統文化在今時今日的意義﹐尤其對香港人的意義。在所謂「愛國」的大旗下﹐孔子﹑《論語》變成所謂的「國粹」﹐來支撐起這個失去了靈魂的世界工廠的﹐和給香港人這些遲來的「國民」表明心跡的工具。香港人對中國原有的好奇和盼望﹐在六四事件之後﹐變成恐懼﹑抗拒﹐和純粹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靠攏﹐所謂文化歷史﹐都被用作表示政治忠誠的借口。如此﹐《大路西遊2》挖空心思﹐選取一些已成絕響的古代文化遺產﹐如《廣陵散》﹑《岳陽樓記》等﹐穿插在演出之中﹐仿彿在遙遠的時空反問我們﹕「你可曾真正認識過我﹖」

陳曙曦飾演七個角色中﹐每一個都有其象徵義﹐其中甚堪玩味的﹐是那個香港律師。他無緣無故地被捲進一綜謀殺案﹐更捲入了文化價值和身份認同的旋渦了。他既有所謂典型香港人的特徵﹕現實﹑自以為醒目﹑文化歷史感薄弱﹐但骨子裡可能又有另一面﹕香港人特有的﹑對古代和今日中國那種含蓄的沉重感和迷茫感。這種複雜的情意結﹐在他迷失在這大漠的時候﹐一層一層地重新發現。

《大路西遊2》其中一個文本﹑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最後有這樣的一段話﹕「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對於早已消失的歷史文化﹑和代之而起的世界工廠﹐我們或許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但在「物我」的矛盾和落差之間﹐如何做到「不以己悲」﹐卻是最大的難題。當我們如中學生應付會考地背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時候﹐這個所謂的「天下」﹐又是否我們能夠認識﹖《大路西遊2》未必有當下的答案﹐但它肯定是可以帶我們穿越時空的探索旅程。